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淘金蒙古矿没关系十有八九被骗很多中国人倾家荡产

发布时间:2019-08-14 18:25:10

他常常开着探矿车,沿着中蒙边境线蒙古一侧,考察多个矿区,一走就是十多天。作为内蒙古秋林集团驻蒙古国代表,乌日图身负重任,为公司寻找高热值的焦煤矿。

可是,难就难在,靠近中蒙边境的矿藏,早都名花有主。乌日图使出浑身解数,通过中介机构、朋友等各种途径打探,也只能试图从别人手中盘下矿权。

这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,而且要付出难以估算的投入。这些矿藏往往只有探矿证,大多数没有任何勘探资料。已有归属的矿藏,要么不允许打钻探矿,只能像下注赌博一样直接购买;要么允许探矿,但要支付高额的预付金。

无论哪种情况,找不到矿藏的可能性永远存在,乌日图说: 每个矿都得试钻,几钻下去,就是几百万。 但是,找矿的种种艰辛和投入,仍然敌不过优质矿藏的巨大诱惑。 只要手里有矿,心里就有底,虽然现在国内煤炭行情不好,但这只是一时的事,焦煤的利润,只是大与小的问题。 乌日图说。

到蒙古去

秋林集团,这个总部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企业,1995年进入蒙古国。他们收购当地牧民的羊绒,经过梳洗,加工成半成品,出口到欧美等国家。1999年初,由秋林集团投资的中蒙合资羊绒深加工企业 绍日开细米 公司,曾是在蒙中资企业中最大的绒毛深加工企业。

不过,随着蒙古国取消羊绒的出口关税,将羊绒运回中国加工,要比在蒙古国加工更便宜。秋林集团在蒙古国的羊绒加工厂,渐渐萎缩。从2010年开始,内蒙古秋林集团设在蒙古国的公司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矿业。

实际上,在更早几年,随着蒙古国矿业开发掀起热潮,秋林集团进入了煤炭运输业。现在,他们有 00辆载重量达60吨以上的货车,从事矿场的长短途运输。

从羊绒深加工到煤炭运输,再到谋求转型到矿产开发,来自中国的秋林集团,刚好循着一条蒙古国中资企业的发展路径,即由轻到重,再向多元化发展。

1992年,中国的二连浩特口岸正式开放。中国投资者正是从边贸发端,渐次进入蒙古国。那时,蒙古国的生活用品奇缺,纷纷用羊皮、羊绒等畜产品,展开了以货易货的贸易,向中国换购日用品。而到蒙古国收购羊绒,是最热门的生意,也成就了第一批淘金者,他们在蒙古国牧区收购羊绒和羊皮,再转手销售到国内。

嗅觉灵敏的温州人,更是将商品运到口岸,输送到蒙古国,或转运到俄罗斯。 南有深圳,北有二连。 作为向北开放的桥头堡,二连浩特的边贸,开启了中国投资蒙古国的窗口,借由这条通道,中国商人开始涉足蒙古国。

从1998年开始,中国正式开始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,此后,内蒙古的很多企业,凭借着天然的地缘优势,逐渐形成了到蒙古国经商的风潮。也正是这一年,中国成为蒙古国的第一大投资国,这时,投资的主方向,已经悄然变为矿产。

蒙古国内蒙古商会会长刘 告诉记者,当时的蒙古国,对矿产开发没有任何限制,完全放开。任何一个人,无论是私人、公司、组织,都可以登记矿权,不要求任何资料,只要提供坐标,填写申请书,交5万图币(200多元人民币)的手续费,就能申请拿到勘探证。

这种几乎没有门槛的矿产政策,极大拉动了矿产业的外商投资,也导致矿权分配太过草率,为投机炒作埋下伏笔。在遭受前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后,蒙古国实施了激进式的转型,在新旧经济体制交替之间,出现了很大的制度真空。一些占得先机,或者是信息灵通的人,掌握了大量的矿权,自己不开发,专事倒卖。所以,来找矿的中国人,常常能见到,拥有矿权的人手里拿着一沓的矿产证。

中国人在发现蒙古,蒙古人也在自我发现。原来脚下的土地里,蕴藏着无尽的财富。十年间,蒙古国矿山开采权价格直线上涨。以金矿为例,到2005年时,上涨到几十万美元,到2007年时,上涨到几百万美元,现在,一些好的矿山,已经上涨到千万美元以上。十年之间,上涨了1000倍。

蒙古人对矿产资源的认识迅速提高,也迅速从加拿大、中国等国家,学习借鉴了对矿产资源的管理制度。这个时期,中国人到蒙古国开矿,也渐成大势,在先期淘金者的带动下,一个个淘金经历经过口口相传,演绎成一个个暴富的神话。一时间,大大小小的中国商人们,涌入蒙古国。

这一时期,局面愈发混乱。2006年初到蒙古国时,羊绒商人赵巨荣,同样跑了很多地方找矿,但竞争已十分激烈。当时,90%到蒙古国的中国商人,都只为找矿,但没有可靠的关系,十有七八是假矿,很多中国商人因此受骗上当,甚至倾家荡产。

对矿产开发的狂热渐渐消退,中国商人们开始清醒地认识到:找矿和开矿是一项极具风险的投资,大多数民营企业并不具有开发大型矿藏和承担风险的实力。但中国很多大型国有企业,依然渐次挺进蒙古国,如神华集团、中铝集团、中国有色金属集团等。

2006年之后,这种趋势愈发明显,中国国企参与蒙古国矿产开发,渐渐成为主流,而中小民营企业,则在其他行业寻找商机。蒙古国政府,也乐于鼓励中国商人向更多的行业投资。找矿无果,赵巨荣果断转变方向,由矿产转向房地产。房地产随即成为除矿产之外,中国投资者第二个投资热点。

蒙古国幅员辽阔,每平方公里仅有1.5人,可首都 巴托却很拥挤,夹在两山之间的图拉河谷中, 巴托在前苏联规划时,设计的人口规模只有40万,可如今, 巴托的人口已经迅速膨胀到了120万。土地资源日渐稀少,也推动了房地产价格上涨, 巴托新房每平方米价格已经高达8000元人民币,并还在继续升高。

如今, 巴托的房地产开发商,也迅速增至20多家。而以矿产开发和房地产为主导,中国商人在蒙古国已经在各行各业开始有所发展,最普遍的,当然是酒店和餐饮业。另外,房地产的兴起,也带动了建材行业快速发展。

从来不是投资乐土

蒙古国从来都不是投资的乐土,最诱人的时候,也是风险最高的时候。

十年间,广泛兴起的开矿潮之下,最先折戟的,是那些对矿产开发一无所知的中国人。他们本就不熟悉蒙古国法律,也不了解蒙古国情,兴冲冲地来到蒙古国,没有完备的手续,盲目地投资开矿,结果一旦遭遇查处或欺诈,就落得血本无归。

另一种情况是,对矿产资源把握不准。这些矿产,虽然有前苏联留下的勘探资料,实际情况并非如此,需要重新做细致的勘探工作。很多人仅凭原始资料就买下了采矿证,结果却没有挖到矿产,或者只挖到很少的矿产。此外,矿产开发,必须考虑运输问题,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,在蒙古国交通短期内难以改善的情况下,像煤矿和铁矿石等大宗矿产品,运输是个核心问题,只有靠近中蒙边界,才有经济效益,具有投资价值。

凡此种种,不一而足。直到今天,因为投资矿业获得良好回报的人,仍是少数。后期挺进蒙古国的央企巨头们,多数是从战略上参与,真正见到效益,还很遥远。

正如刘 所说,蒙古国的矿产问题,并不是完全由法律协调的,更多是政治和社会因素,还有人们的观念问题。很多事情单从法律的角度看没有问题,可是社会的整个思潮,社会的政治化影响很大,给矿业投资者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和不确定性。

塔本陶勒盖煤矿,被誉为当今世界上 最大的未开采煤矿 ,已公开的资料显示,矿区煤炭储藏面积达400平方公里,煤层厚度190米,原煤出焦率60%以上,是世界上的紧缺煤种。

高储量的优质煤炭令国际能源巨头们垂涎。8年前,包括中国神华集团和日本商社三井物产组成的财团、美国矿业巨头博地能源、巴西淡水河谷、瑞士斯特拉塔、欧洲钢铁巨头安赛乐米塔尔以及俄罗斯国企俄罗斯铁路集团等6个竞标者,参与开发权竞标。

去年,中国神华集团本已取得了该矿40%的股权,但消息传出未满一个月,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便以 因国民不支持,总统也无法支持 的理由,宣布重新审定归属。

今年6月,蒙古国开放后长期执政的人民党在新一届议会选举中失败,民主党即将上台组阁。政府换届之际,前总统恩赫巴亚尔突然被捕,并被以腐败罪,判处4年零1个月的有期徒刑。

从2000年7月至2009年6月,恩赫巴亚尔曾担任总理、大呼拉尔(议会)主席和总统。这段时间,刚好是中国商人投资蒙古国风起云涌的时候。蒙古国经济快速增长,但贫富差距也急剧扩大。在蒙古国内,支持和反对恩赫巴雅尔的声音,在其执政的时候,就尖锐地同时存在。

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,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,蒙古国的外商投资政策,是否会一以贯之?短期内,还无法获得满意的答案。

现实的蒙古国,一切还在迷雾中,细究起来,皆是风险。无论是矿业,还是房地产,投资额很大,一旦发生重大变动,投进去的钱不可能抽身。这让那些身处其中的中资企业,更加重了犹疑和观望。 虽然口头上都支持外商投资,但在执行层面,谁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呢? 赵巨荣说。

但在蒙古国开采萤石矿的陈松岩则仍抱有信心,他认为,无论哪个政党上台,支持外商投资的政策可能微调,但不会大变,因为蒙古国经济近年来因外资流入而高速增长,蒙古国民众也从外商投资中得到了实惠。

离不开,放不开

虽然蒙古国的历届政府,都会大力支持和鼓励外商来蒙古国投资。但是,在如何看待中国投资者这个问题上,在蒙古国并没有一致的声音。尤其是,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踏上蒙古国土,种种历史的、现实的冲突和隔阂,更是加剧了这种狐疑和猜测。

上个世纪90年代初,蒙古国经济困境的直接原因,是过于依赖苏联,苏联解体给蒙古国带来沉重打击。1990年到199 年短短三年间,国民经济倒退了10年。因此,改制后,蒙古国吸取了教训,实行不结盟、多支点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。

这种政治倾向反映到投资上,就是不希望蒙古国被中国抑或是其他一些国家所控制。作为最大的投资国和潜在市场,蒙古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,有着复杂的心态,既希望中国继续扩大投资,又担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,掌控蒙古国的经济命脉。

蒙古国内蒙古商会会长刘 分析说,蒙古国的这种心态,可以归结为六个字:离不开,放不开。

最鲜明的例证是:今年5月17日,在议会选举前夕,蒙古国通过了《战略领域外国投资协调法》,这个匆忙出台的法律,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图。

刘 指出,从法律条文能够明显看出,针对中国企业的进入,蒙古国将一些关键领域,诸如矿产资源、新闻媒体、银行等,设置为战略领域。既然是战略领域,未来国家就可能去掌控。现在,还没有中国企业进入银行业,可是蒙古国的执政者,已经注意到了这方面的动向。

我知道有一家中国的银行,本来是有意愿开办蒙古分行,可该法律一出台,就收手不做了。 刘 说。

从政府到民间,中国人永远是蒙古国的重要话题。

蒙古国开放以来,曾经出现过两次较为明显的排华潮。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初,中国的大量假冒伪劣产品,经二连浩特等关口涌入蒙古国,一方面损坏了中国商品的商誉,另一方面也引发了蒙古国民众对中国商人的反感。

另一次排华潮则出现在2007年前后。矿产开发和房地产的兴起,使得大量中国工人来到蒙古国。在很多矿场和建筑工地,中国工人与蒙古工人在直接接触中,因为语言的隔阂,再加之生活态度和习惯上的差异,爆发摩擦和冲突。频繁的冲突,引发了一轮排华浪潮,并催生了一些排华组织。

如今,行走在 巴托的街头,偶尔会见到一些私家车的车尾,贴有这样的标语:决不允许外国人拿走我们的资源。凡此种种,在蒙古国的媒体上,也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绪表达。中国一些知名企业,也时常被蒙古国的报纸点名批评,就连他们的蒙古合作者,也会遭遇压力。

赵巨荣的大业创业房地产公司,为了规避这种冲突带来的风险,就实行了 中国人归中国人管,蒙古人归蒙古人管 的策略。赵巨荣说,在紧张施工的时候,往往很小的事情就能引发摩擦。比如,中国南方来的工人,说话语速快,语音高,直接对话的时候,蒙古人常常以为中国人在骂他们,如果没有人及时疏解,很可能酿成冲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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